法

　　法院调解：三姊妹每年各探望父亲两次，其中一次限定于春节期间，另一次限定于春节之外其他时间范围；三姊妹每月至少打一次电话问候父亲杨正元。女儿接受了“常回家看看”父亲的调解意见。

　　情

　　父亲重男轻女，不管家务，爱打人，到女儿工作单位闹事，带着锤子砸女儿家的门。虽然法院调解了，但“父亲如果还是这样的态度，即使他赢了官司，但已经永远输掉了亲情。”

　　孝

　　权威性孝道

　　指的是基于父母的长辈地位，子女应该顺从他们的心意、维护他们的权威，无条件地尽孝道

　　平等性孝道

　　指父母和子女有强烈的情感依恋，在长期的生活中互相照顾、彼此互助

　　今年3月，即将40岁的杨青收到了人生中第一张法院传票。她的亲生父亲杨正元将她、四姐杨柳和妹妹杨兰告上法庭，诉请法院让三姐妹“常回家看看”。

　　杨青承认，尽管是自己的亲生父亲，但自己和姐姐杨柳已10年没回家看过父亲，也没打过一个电话。但她解释，并非自己不孝敬父亲，而是“有家难回”。

　　本应血浓于水的父女为何形同陌路甚至法庭对峙？

　　一场官司

　　父亲告三个女儿不回家

　　法院调解：每年探望两次

　　2016年春节，杨柳、杨青、杨兰三姊妹和家人回到老家古蔺，住在姐姐杨春家，初三给杨春庆了生，下午杨兰离开古蔺，其余姐妹也于初四离开。

　　姐妹们没想到，这趟回乡，竟然触发了一场父女之间的官司。

　　“她们全部回了古蔺，不仅没来看我，连一个电话都没有。”从邻居处知道女儿们回过古蔺后，父亲杨正元非常愤怒，“她们只给生活费，10年来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，更不说看望了！”杨正元公开表示，要起诉老四、老五、老六三个女儿。

　　三姐杨春一方面立即告知了三个妹妹，一方面力劝父亲，但劝说并没有效果。杨春又赶紧找到大姐杨佳和姐夫骆祥劝解，但父亲仍然不听。

　　今年3月底，这起父亲状告女儿要求“常回家看看”的案件在古蔺县人民法院开审，到场的只有法院法官、书记员、法警、杨正元和代理律师五个人，被告席和旁听席均空无一人。“父亲的脾气暴躁，我们不敢来参加庭审。”老三杨春说。

　　案件最终以调解的方式结束。调解书称，双方当事人达成以下协议：杨柳、杨青、杨兰三姊妹每年各探望父亲两次，其中一次限定于春节期间，另一次限定于春节之外其他时间范围；三姊妹每月至少打一次电话问候父亲杨正元。

　　对话父亲

　　难道让我跟她们低头

　　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

　　7月20日，记者见到了69岁的杨正元。他头发花白，精神状况不错。

　　杨正元介绍，上世纪90年代，自己在古蔺县德耀镇开了两个林场，1800多亩土地上全部种了板栗苗。但正在挂果时，板栗染上了栗枯病，2004年全部砍掉。杨正元称，之后自己走上了同板栗苗销售方的诉讼道路，前后花了12年。杨正元说，打官司的钱都是四处借来的，打官司期间，除开大女儿外，其他几个女儿不支持我，连电话都没有打一个。

　　说起老伴和自己分居，杨正元认为这是女儿们为了让老伴帮忙照顾孩子，结果老伴一去不回，两人被人为地分开，“我和老伴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，女儿们的自私造成了我们分居10年。”

　　杨正元说，自己确实想要一个儿子，但并没有遗弃女儿们，供养她们吃饭、穿衣和上学，还读了这么多书。他否认家庭暴力，女儿提供的2008年拍摄的母亲受伤的照片，是伪证。他承认确实到女儿单位去闹过，也拿锤子砸过门，但起因是她们不给钱。对于见证者的说法，他认为赵廷柱和女儿是一伙的，是作伪证。

　　“因为父亲脾气不好，就不要父亲了？”杨正元说，如果女儿继续不来看望或不打电话关心自己，他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“我是父亲，难道让我跟她们低头？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。除非她们主动来道歉，这是最起码的要求！”

　　对话女儿

　　父亲重男轻女爱打人

　　父女多年隔阂难以修复

　　庭审之后，杨青告诉成都商报记者：自己和另外两个姐妹并非不愿意回家，只是因为与父亲多年来的隔阂难以修复。

　　倾诉1 重男轻女

　　杨青是古蔺人，生于1976年的她在家里排行老五，上面几个全是姐姐，下面还有一个小幺妹。

　　杨青67岁的母亲肖璐介绍，丈夫原本在古蔺县白沙粮站工作，后来辞掉了工作。自己1968年11月同杨正元结婚，1969年生下大女儿杨佳。到1983年，肖璐生下最后一胎，除开夭折的老二，他们的5个孩子都是女儿。

　　在杨青看来，父亲杨正元有很强的重男轻女思想，母亲之所以14年一直陆续生孩子，原因就是父亲想要一个儿子。对此，杨正元也承认，自己确实是想要生一个儿子，“那个时代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观点”。

　　连续生了6个女儿（1人夭折），也并未让杨正元放弃有一个儿子的愿望。肖璐称，1987年，杨正元外出时捡回了一个10来岁的男孩，曾在家里生活了三个月，后来因为被朋友劝说才让他离开了。

　　倾诉2 不顾家

　　辞职后，杨正元一直没有工作，养了10多桶蜜蜂谋生。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，家里的花销越来越大，肖璐开始加工挂面供养孩子们读书。对于丈夫对家庭的付出，肖璐有些微词：“他（丈夫）很喜欢打牌，卖蜂蜜赚的钱拿回家很少。”肖璐说，大女儿杨佳初中毕业后，就跟着母亲做手工面赚钱，后来又在父亲的酒厂里上班，挣来的钱都用来供养妹妹们，“几姊妹就老大读的书最少”。

　　“父亲脾气不太好。”老三杨春印象最深的一次是，母亲和姐姐在做手工面，父亲回来将电表和电机卸了，母亲四处找人才修好。

　　杨青至今记得，小时候报名有三天时间，“第一天回来不敢要学费，第二天也不敢，第三天没办法了才问家里要钱”。杨青找爸爸，得到的回答总是：“没钱，找你妈！”

　　杨青的第一份工作在泸州某大型酒店，还成为了酒店的管理层，后来通过自考考进政府机关工作。杨青说，小妹杨兰在古蔺读完初二便被自己接到泸州，之后，小妹从读高中到考大学，以及读完大学后读研究生，费用一直是杨青和其他姐妹承担，“包括小妹到攀枝花工作，结婚生子基本也是姐妹几个在张罗”。

　　对于女儿们所说，杨正元否认。他称，上世纪80年代，自己和人合伙开了一家酒厂，赚的钱都用来贴补了家用。上世纪90年代，杨正元在古蔺县德耀镇两个村物色了1800多亩地，开办林场种板栗，当时得到的扶贫款也用来补贴了家用。

　　“老四（杨柳）考上大学，家里没钱，我找到银行行长借了10000元出来供她上学。”杨正元说，女儿们所称自己对家庭贡献小，他对此也承认，但他认为自己并没有遗弃她们，“也不是没管她们”。

　　倾诉3 爱打人

　　四女儿杨柳大学毕业后，考到了古蔺县箭竹乡机关工作。杨柳称，2005年6月一天，杨正元突然来到杨柳的办公室，向她索要赡养费用，“实际上是找我要钱去打他（杨正元）林场的官司”。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没有赡养父亲，当着办公室其他人的面，杨柳从抽屉里拿出一叠银行打款凭条。“他感觉被我拆穿了，抓住我的头发按在办公桌上打。”杨柳回忆，同事都吓得不敢上前劝。

　　成都商报记者随后辗转找到了箭竹乡原人大主席，现已退休的赵廷柱。他表示确有此事，“父亲跑到女儿单位上来打人，确实有点过分。”

　　此事发生半年后，杨柳离开箭竹乡到盐源县工作，一直至今。“离开泸州，完全就是因为父亲的原因，被逼无奈”。

　　杨青说，父亲到她单位闹的次数更多。“怀起娃娃几个月时，他跑到单位上来闹，扯着我的头发打。”父亲除了闹到单位，还要去家里闹。有一次，她在泸州市龙马潭区的家中休息，父亲带着一把锤子来砸门。“猫眼被打坏了，我在屋里吓得不得了，就报了警。”杨青称，红星派出所的民警到来后，杨正元才离开，锤子也被没收了。对此，杨正元证实，确有此事，起因是为了要赡养费。杨青则表示，并没有欠赡养费，父亲是个不讲理的人，只要不顺意就会采取极端方式。

　　杨柳、杨青和杨兰三姊妹表示，因为惧怕父亲的暴脾气，她们从来不敢单独去看父亲，在古蔺当护士的老三杨春虽然敢单独去见父亲，但只要发现他有生气的迹象，就会赶紧离开。

　　老伴肖璐则称，之前和丈夫杨正元住在一起时，也经常遭他打骂。10年前，便和他分开了，同几个女儿一起生活，至今也不敢去看他。

　　专家剖析

　　权威性孝道与平等性孝道之争

　　“常回家看看”执行难折射

　　“他是父亲，我的生命是他给的，永远欠他的，这个道理我懂。”但父亲的行为，让杨青困惑。“百善孝为先，但父亲有时候逼得我很难受，要是我命都没了如何尽孝？”杨青说，自己并非不孝之女，父亲的生活费、医药费绝不拖欠。但是要求自己回家探望，或者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去和父亲笑谈天伦之乐，自己确实很难做到，“这么多年，一次又一次的伤害，亲情已经太淡太淡了。”

　　谈到官司，杨青说，她们接受法院的调解，但“父亲如果还是这样的态度，即使他赢了官司，但已经永远输掉了亲情。”

　　对此，家事法律专家、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向贤告诉成都商报记者，从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角度看，女儿们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，但从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的角度看，女儿们的行为符合反家暴精神。反家暴法有规定，受暴者在受到施暴者骚扰的情况下，可以根据“限制接近”的有关规定，主动回避施暴者。

　　“常回家看看”难执行

　　与我国权威性孝道立法精神有关

　　王向贤指出，目前关于孝道问题，学界有两种观点，一种是权威性孝道，无条件顺从父母；一种是平等性孝道，父母和子女互相照顾、彼此互助。在现代社会，有不少观点对权威性孝道存在质疑，倾向于能接受平等性孝道。“每个公民都有被平等对待的权益，任何人不能侵犯他人，也不受他人侵犯。”

　　“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更多考虑的是权威性孝道。”王向贤分析，这起案件中，三个女儿虽然被父亲所生养，但父亲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，首先违反了《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》，他违法在先，所以才造成了女儿们现在的行为，如果这个后果完全由女儿们承担是不公正的。“只考虑权威性孝道，反而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，比如会出现子女不愿意‘常回家看看’的情况发生。”

　　如何完善？

　　引入平等性孝道立法精神

　　对于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把养老规定为是家庭责任的问题，王向贤说，立法不考虑子女的负担和压力，直接将养老责任归咎给子女是不公正的。比如这部法律规定的“子女应该经常回家看看，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相应的福利待遇”等内容，非常不切合实际。“比如有单位规定探亲假四年才有一次，这些规定跟法律的规定是不匹配甚至相冲突的。

　　对于如何杜绝类似案件的发生，王向贤教授称，应该从两个方面去修改完善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。一方面，打破权威性孝道，引入平等性孝道的立法精神；另一个还要打破养老主要是子女的责任这个立法原则。“如果这两方面不改变的话，关于‘常回家看看’的规定很难得到真正施行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