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月，一名搬运工携带货物前往停靠在长江沿岸的一艘客船。更年轻、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民工通常不愿干这种收入菲薄的辛苦活。

　　参考消息网6月29日报道外媒称，62岁的牛丹成可能属于最后一代流动搬运工，又叫“棒棒”。他们已经成了重庆这座城市的象征。位于中国西南部的重庆依着高耸的山峦而建，嘉陵江在这里汇入磅礴的长江。

　　据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网站6月28日报道，这里的街头一度满是“棒棒军”的身影。“棒棒军”是当地居民对这些搬运工的称呼。现在，他们正在消失。

　　“下一代肯定不会扛了，”牛丹成一边说一边轻轻拍了拍他那根结实的竹扁担。这种扁担又叫棒子，这些搬运工流传甚广的绰号就来源于它们。“我们这个职业在消失。”

　　报道称，这类搬运工的减少，正是社会和人口变迁重塑中国经济的缩影。中国经济正在放缓，而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进程也在放缓。那些农民工正在老去。更年轻、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民工通常不愿干这种收入菲薄的辛苦活，现代运输也降低了重庆对上坡下坎送货这种艰苦工作的需求。

　　“现在棒棒不好当，”50岁的胡祖华（音）说，他当了10年的搬运工。“有时候连饭钱都赚不够。快递员把我们的活全抢走了。”

　　电影制作人何长林用一部名叫《最后的棒棒》的纪录片和一本同名书籍记录了这些搬运工的世界。他估计，他们的规模已经从90年代的多达30万人，减少到了现在重庆城区不超过1万人。其中大部分人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。

　　“棒棒肯定要消失，时间不会太久，”何长林说。“这行在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相结合下，正在被逐渐淘汰。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，他们不再有用武之地了。”

　　报道称，在数十年里，民众从来不用走多远，便能找到他们。这些搬运工会以一两美元的价钱搬运吃的、穿的和其他货物。

　　作为一座面积广阔的工业化城市，重庆是以长江沿岸的贸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，长期依赖人力搬运货物。但在上世纪80年代，对这种搬运工的需求迅速增加。

　　报道称，来自重庆各地大山里的村民，通过靠力气送货在这座城市谋生。过去，街边和码头满是穿着已褪色的蓝色外套和帆布鞋，紧握着扁担和绳子的男子。

　　棒棒在很多城市都出现过，但人数多到使棒棒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现象，只在重庆和附近其他城镇有。鼎盛时期，他们成了这座城市的象征，在众多歌曲，甚至还有1997年的一部颇受欢迎的电视喜剧中，被颂扬为谦逊、高尚的劳动者。

　　但很多搬运工表示，那些深情的画面掩盖了他们生活的艰辛。即使在这座城市工作了几十年，很少有人觉得这里是他们的家。中产阶级市民看到正在等活的衣衫褴褛的搬运工时，常会皱眉头。

　　“他们都看不起我们，很少人真的尊重我们，”当了20年搬运工的唐正渠说。“一个活你要五元，老板们就说给你一元，就好像你跟乞丐似的，而不是做工的，靠力气吃饭。”

　　即便如此，搬运工还是说生意已经下滑。很多人说他们现在一个月只能挣300美元到450美元（约合1995元人民币至2992元人民币），大约是几年前的一半。很多市民现在都有车了。快递公司的箱式货车和摩托车，以及网购和开在市民家附近的社区超市，也侵蚀了搬运工的生意。

　　“这种工作是没有其他工作时才会做的，”51岁的谭万成（音）说。他正在朝天门的一个服装市场外等活。朝天门是一个购物区，位于该市主要的码头附近，人声鼎沸。

　　他说自己和其他20个或更多的人同住一间宿舍，经常只吃米饭和南瓜粥。“现在年轻人都出去当保安、快递员或建筑工人，就是没人当棒棒，”他说。“我也想换工作，但没那个能力。”

　　吹牛时，牛丹成说自己要干到70岁。和很多搬运工一样，他大约五英尺（约合1.67米）高，四肢非常发达。即便如此，在给码头送了两趟货后，他似乎精疲力尽。他跑那两趟挣的钱，相当于3美元（约合20元人民币）。

　　“现在挣的根本不够，每天饭钱都不够，”他说。“我要是干不动了，就回老家村子去，住家里的老房子里。我不会想念这种生活。”

　　在码头等待工作时打牌消遣。在数十年里，民众从来不用走多远，便能找到他们。这些搬运工会以一两美元的价钱搬运吃的、穿的和其他货物。

　　一名搬运工在批发市场外。搬运工通常黎明时分便开始工作。他们会聚集在市场或码头，等待顾客打电话或者呼喊，找到送货的活。

　　穿过车流。现代运输降低了重庆对上坡下坎送货这种艰苦工作的需求。

　　傍晚，向长江边的客船运送行李。作为一座面积广阔的工业化城市，重庆以长江沿岸的贸易为基础发展起来，长期依赖人力搬运货物。

　　42岁的廖成国（音）在楼梯间。他和女儿、妻子，以及另一户人家住在两室的屋子中。鼎盛时期，这些搬运工成了这座城市的象征，在众多歌曲，甚至还有1997年的一部颇受欢迎的电视喜剧中，被颂扬为谦逊、高尚的劳动者。

　　20人共住两室的房子。很多搬运工说，他们现在一个月只能挣300到450美元，大约是几年前的一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