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到中年的陈凯、董梅夫妇，有一独生女名叫陈菁。2009年7月，陈菁考进大学，一想到就业难这个问题，夫妻俩决定先下手为强，在女儿刚跨入大学门槛不久，便开始托人为女儿毕业后物色工作。

　　2010年，董梅结识了某大酒店经理高国华，接触中发现高国华是朋友圈子里的能人，路子多能办事。获悉高国华的能量后，董梅就萌生了求助其为女 儿找工作的念头。2013年春节后，董梅向高国华挑明：愿意花大钱为女儿找份好工作。高国华感觉自己有把握办成，双方一拍即合。

　　当然，陈凯夫妻也都是文化人，慎重起见，他们于去年3月委托刘吉起草了一份协议，内容为：陈凯女儿陈菁毕业后需要进某银行工作，要求在编银行正 式职工，在本市四城区（秦淮、鼓楼、玄武、建邺）工作。高国华协调办理此事。此事办成后，陈凯付给高国华28万元。如办不成，全额退还。此协议双方签字后 即生效。乙方先付2万给甲方，办不成赔4万元。

　　协议起草好后，很快交给高国华过目，高国华爽快在甲方一栏签下大名，刘吉作为见证人在“协议”上签了名。

　　既然明码开价，又有白纸黑字、双方签名画押的“协议”作保障，陈凯夫妇不再担心，当天就给了高国华2万元，高国华出具了收条。同年3月13日及 4月24日，董梅分别给了高国华10万元和3万元，高国华出具了借条，而事实上这13万元是双方协议的找工作费用，并非真正的借款。

　　事情办砸，工作无望夫妻状告中间人

　　高国华在拿到陈凯夫妇的15万元后，确也动用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关系网为陈菁落实工作，并将15万元中的大部分给了具体操作办事者，对方在拿到钱 后，也向他出具了收条。同年7月，陈菁顺利进入银行工作，但遗憾的是并未进编。28万花出去不少，结果却无缘进编，这让陈凯夫妇心急如焚。怎么办？

　　同年7月29日，陈凯又拿着一份拟好的协议去找高国华，协议大意是：陈菁若在三至六个月内不能转为在编正式员工，则甲、乙双方应按同年3月3日 签订的协议执行，即由高国华退还所收全部款项并按约定赔偿陈凯损失。此时，尽管高国华心里没底，还是在协议上签字了。之后，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为陈菁转正之 事周旋，但最终没能攻下。

　　事隔半年后，高国华仍无力将陈菁转正，陈凯夫妇对其失去信任，要其按协议退款并赔偿。谁知，高国华陡然生变，认为自己只是中间人角色，钱已给了 具体办事人、且自己尽了力，故不愿退款更谈不上赔偿。因为这笔钱，双方闹僵了，还惊动过110，最终，陈凯夫妇分别将高国华告上了法庭。

　　看法院怎么判？

　　承担原告70%的损失

　　陈凯、董梅分别将高国华给告了，一个称高国华的承诺是谎言，其应按协议退款并赔偿；一个称有13万元的借条为证，要求高国华一次性还款付息。

　　庭审中，高国华替自己喊冤，称自己已尽力让陈菁进了银行，虽没编制，但其已在能力范围内办成了大部分委托事项。陈凯夫妇所托事项本身违法，且二 人也同意他进行转委托，在找关系上他已花了不少钱，不可能返款和赔偿。那13万元的借款非真正意义上的借款，是找工作的费用，没有借款之实。

　　今年10月17日，鼓楼区法院对陈凯诉高国华一案作出宣判，判决高国华承担陈凯2万元损失中70%的责任，即赔偿陈凯1.4万元，驳回陈凯其他诉讼请求。同时，法院对董梅诉高国华一案作出宣判，因法院查明双方不存在法律特征上的借贷关系，故判决驳回了董梅的诉讼请求。

　　原以为明码开价、签订书面协议委托他人给女儿找工作不会出现风险，或即使出现风险自己也不会有任何损失，但直到法院宣判并经法官释明后，陈凯夫妇方知不合法的合同约定其实是无效的。

　　两起案件一审宣判后，陈凯夫妇均未上诉，判决已生效。目前，董梅已重新按委托合同纠纷之诉，将高国华告上法院，鼓楼法院已受理此案，金陵晚报将继续关注。

　　为什么这么判？

　　本案中，陈凯夫妇明码开价，愿出28万元请高国华托人情、找关系为女儿落实带编制的工作，该行为不仅是一种不正之风，且扰乱了正常的公平竞争秩序，有损社会公共利益，法院据此应认定双方的委托协议无效。

　　但是，《合同法》同时规定“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，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，应当予以返还，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，应当折价补偿。有过错的一 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，双方都有过错的，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损失。”本案中，高国华在收取陈凯给付的款项后最终未完成请托事项，存在过错，而陈 凯明知请托事项不合法或不合规，仍委托高国华办理，对损失的发生也存在过错，经综合考量，被告的过错大于原告，据此，判决高国华承担70%的责任。

　　最后，法官提醒天下的父母，作为父母，不惜代价托人为女儿找份好工作，其心情可以理解，与人签协议以防把事情办黄的做法也情有可原。但是，受法 律保护的民事合同首先要合法，不能有损社会公共利益。再说，如今好的单位招人、尤其是招进编员工，不仅要求极高，且遵循公开透明的公平竞争原则，期待暗箱 操作办成事的几无可能。许多父母迷信“能人”，托“能人”为子女找工作并最终吃亏，关键就在于轻信了“能人”的不自量力，教训深刻。

　　（文中当事人系化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