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三个人分别叫阿海、阿松、阿明。他们同在南方某市一个小规模的个体工厂给老板打工，同住一个宿舍。
　　送货的阿海才十八岁，打扮得像个高中生，天天头发上都要喷摩丝，学了一口骄傲的广东话。口袋里总少不了小镜小梳，以及“四大天王”的照片。开车床的阿松年纪大了，大家叫他“老兄”，建厂时他就来了。由于他的技术好，老板十分器重他。阿松在工人中也有威信。阿松有时觉得很烦闷，他想念妻子和孩子。能够接到她们的电话，是他一天工作中最幸福的事情。
　　阿明本是内地的美术教师，是厂里唯一有文化的人，担任工厂的美术设计。老板很信任他，没有扣押他的身份证。阿海家住“六月桃七月梨，八月樱桃乱赶集”的沂蒙山，他家靠种金银花致了富。在家游手好闲，到也自在。可他大哥因为超生，在罚款的问题上与乡政府干部发生争执，被打得住进了医院。阿海一气之下，找了几个哥们打了那个干部，投奔在广东参军的叔叔来了。那年阿明的城市忽然刮起一阵风：教育局动员各个学校抓创收，于是全市的中小学蜂拥而上，破骑墙开店，办起了米粉店、副食店等。因为他会做面食，被安排课余到米粉店当“三老板”。学校“贷款”八十元，给他们，要求他们完成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每月上交一百二十元的利润，借以提高老师的福利。他自幼没有离开过学校，对做生意感到很好奇。他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我校的师生，他们搜肠刮肚想尽一切荒唐可笑的办法吸引他们来就餐。可是小店的效益就是不好，加上市里修防洪堤挪用教师的工资，经过痛苦的反思，他终于下了决心，放下教鞭和擀面杖，下了广东。
　　阿松原来在内地的国营工厂工作，由于厂里连年亏损，只好告别家人，来到广东打工。
　　这三个人是老板的摇钱树，老板对他们十分器重，常常带他们去喝茶，还常常叫家人煲汤给他们喝。
　　三人工作更加卖力了。
　　三个人有时也遇到一些麻烦。阿海有一次推来一辆崭新的自行车，据他说是黑市上的赃车，才50元。他得意地对阿明说：“不闯红灯，‘阿SIR’才不会抓呢！”阿明劝他不能买盗车更不能偷车，但阿海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。
　　可是当晚，他高高兴兴骑车去看电影，擦到了当地人的高级摩托车，被车主打了一顿。叫阿松最不痛快的，就是刚来的据说是老板的小学同学的女管工。她长着一副黑瘦的男人脸。没文化，也不懂业务。刚到一天，就制定了一个错字连篇的“员工守则”，上班时，除了用电话和人家褒粥，就是端这着可乐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瞎指挥。她一进厂，就认准要搞掉阿松，处处和他过不去。有一次，阿松老婆有事打电话过来，她一连挂掉三个电话，就是不准阿松接。明白真相后的阿松十分恼怒，把一张长木尺折成两段。在宿舍，大家都为阿松打抱不平，都说阿松不要太软弱可欺。
　　管工想出一个缺德的主意，故意把一百元钱丢在阿松要经过的地方，阿松捡到后没有张扬，他不知道是个圈套。管工把他告到了老板那里。阿明最大的毛病，就是在工人中常常散布维护工人权益的言论。还有常常摆出大画家的样子，得意地在自己的作品上签上他的雅号。老板渐渐和他有些疏远，但阿明没有觉查出来。终于有一天，骑车上工的阿海遇上了全市针对日益猖獗的盗车检查，阿海被警察当成盗车贼，纠去推了个光头，关了几天，自行车被没收不说，连老板的电钻包括他的钢笔、小镜子也扣了。当阿海垂头丧气地回到厂里时，门卫把他挡在门外。说，接到老板通知，他已经被厂里开除了。他的工钱已经扣除用来陪电钻的钱。阿海要取回行李，可是门卫说，他不是厂里的员工，不能进去。
　　还是好心的阿松扳弯宿舍的铁窗栏杆，把行李抛给了他。阿海走后不久的一个上午，阿松刚刚加工完一批货，坐着休息，管工瞧见了他：“喂！没见满地的垃圾吗？把地扫一遍！”阿松虽然勤快，但那女人傲慢的腔调激起了他的怒火，把头扭向另一边。
　　“有什么了不起！死‘番薯’！”管工火了，把可乐一放，“你扫不扫？不扫。拿行李，滚！”
　　阿松把车床的钥匙一摔，冲了出去。管工竟然冲到男工宿舍，把阿松的行李全扔了出去。然后打电话给老板，得意地告诉他，她把他一个最不听话的工人炒了。
　　老板急了，他知道，厂里一时找不到熟手工人，急忙驱车赶来，找到阿松，劝了他一晚上，阿松就是咽不了这口气，忿忿地忍着泪，走了。
　　目睹了近来厂里发生的事情，阿明觉得有必要同老板开诚布公地谈谈。阿明找到老板，和他谈了一大堆现代企业管理的大道理。老板默默地听着，一言不发。
　　到了下月“出粮”（发工资）的时候，会计忽然严肃地对阿明说：“阿明，你明天也不用来上班了！”阿明懵了：“为什么？”
　　“你去问老板，我不知道！”
　　阿明感到读书人的自尊心猛地受到了沉重的一击。
　　这个故事有结局。
　　阿松最后去了一间国营工厂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有星期六日的休息，工作也顺心。他渴望有一天能够和妻儿团聚，回到内地单位上班。
　　阿海回到了老家，帮他爸爸打理家里承包的金银花山地。
　　阿明后来全家迁来广东，重新执教，在该市的一所中学工作。他还是非常怀念那段短暂的生活和他的民工朋友。